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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年，是我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不平常的一年，我们走过了一段艰难时光，我们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作为９５世妇会催生的ＮＧＯ组织，在“北京加十”的２００５年，我们又重新站在了新的起跑线上，从管理到治理，我们正一步一步努力前行。 十年前，当我第一次以ＮＧＯ的身份走出国门，参加“妇女发展与妇女传媒国际论坛”会议的时候，我其实完全不知道“ＮＧＯ”为何物，我牢记着在办出国手续的时候，上级领导在政审文件上的批复：“外交无小事，你在国外发表的任何言论只能代表你自己”。因此，我不敢乱说乱动，只是带着好奇、惊诧、懵懂的眼光，观察着来自世界五大洲和我们一样又完全不一样的女人。那次，我知道了好多新名词：“ＮＧＯ论坛”、“家庭暴力”、“妇女传媒监测”、“性别意识”、“妇女参与”、“草根组织”“公民社会”等等。当然，作为《农家女百事通》杂志（后改为《农家女》）的创办人和主编，更重要的收获就是找到了一份自信，找到了一份尊严，找到了我所做的工作与世界妇女运动接轨的切入点。因为在此之前，在国内林林总总花花绿绿商业化女性期刊压力面前，我们这本从刊名到内容都土的掉渣的小杂志是个丑小鸭，没有多少人看好它，就连支持我的报社领导和我签协议时都给我留了后路：如果三年之内发行量达不到３万，就自动取消，你可以继续回原部门工作。而在这个国际会议上，这个“丑小鸭”却倍受关注，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倍受关注，我们这本小小在杂志开始走上了ＮＧＯ的发展道路。 从９３年杂志创刊，到９６年创办“打工妹之家”，９８年创办“农家女实用技能培训学校”；从９５年执行的第一个农村妇女扫盲国际项目，到２００４年我们获得扫盲国际大奖，到２００３生命危机干预社区行动在河北３个县启动；从９４年召开的第一个农村妇女发展与对策研讨会，到２００２年开始农村妇女参政议政研讨会的多次召开，并成立起第一个全国女村官支持网络；从杂志创办时３个工作人员，到目前的４０多人的团队，我不停的创业、创业、创业，透支着生命，透支着情感，也透支着有限的知识资源。我为农家女一封封热情的信、感谢的信、求助的信感动着，激励着，鞭策着，我把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赋予了太多的理想、太多的使命、太多的责任，只要农村妇女有需求，我就不知疲倦地将项目延伸、拓展，直到有一天我发现自己越干越孤独，越干越吃力，越干越力不从心时，我把之归结于是由于事业的扩展和团队的能力不相匹配，因此我捕捉到了“能力建设”的信息，主动向香港乐施会申请，让他们帮助我们进行能力建设培训。 就像第一次出国一样，在能力建设的培训中我接受了很多新名词，什么战略规划、愿景、使命、组织架构，等等。我承认2000年第一次能力建设培训我们大多数人是在懵懵懂懂的状态下完成的，不能说没有收获，比如，我们把非营利项目从杂志社剥离出来，成立了真正意义上的ＮＧＯ组织——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比如我把更多的权力下放，让更多的人和我共同承担理想、使命和责任。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我曾开玩笑的和大家说“能力建设就是由我一个人睡不着觉到让更多的人和我一起睡不着觉”。我是从心里希望把权力下放，而且很快付诸实践。但是事与愿违，杂志和中心很快处在失控状态，甚至有些失去目标和方向。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我除了权力下放，其他什么也没改变，还是个人作决策，还是一个人说了算，只是更复杂了，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而是每一部门都是一个人说了算，结果是出现分歧找不到裁判,原本一个完整的事业快要变成了各行其是的“独立王国”.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采取果断措施，在人事上作重大调整。这一举措使机构内部引起很大震荡，尤其对我个人来说，出现了十年以来最大的信任危机，就连一贯支持我的人都怀疑起我一连串的人事决策是否明智。但是为了十年的心血没有白费，为了“农家女”的宗旨和目标不能改变，我承受着内心极度的痛苦和内疚咬着牙挺了过来。可之后，我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和反省之中，我甚至怀疑自己能不能重振旗鼓爬起来接着干。在机构遇到危机的时刻，我们团队的元老吴青老师、史慧云财务部主任和其他同事们挺身而出，和我一起组成了“农家女管委会”，由个人决策变成集体决策，在集体共同的努力之下，我们度过了“农家女”创业以来遇到的最大的一次危机。 但是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矛盾又出现了。从理念上我们承认管委会是集体决策机构，但实际操作起来却更像个管理团队，管委会主任和秘书长都在为这个机构负责，但到底谁在决策层，谁在管理层又难以区分，这就人为地造成了下面的工作人员有了事情不知请示谁，也不知谁说了算的被动局面。从对机构的责任心上,从对农家女事业的价值观和理念上,我们一起走过了十年，我们从心里是互相认同和敬重的，但是这不等于凭着这些就能把一个团队治理好。 正在我们举步维艰的时候，幸运的是我们机构被列入了福特基金会支持的"温洛克能力建设培训开发项目"试点单位。经历了十年发展，我相信碰到这些问题的绝不是我们一家组织，因为能力建设培训一下子成了京城ＮＧＯ组织的热门话题和热门项目。除了温洛克之外，ＮＰＯ信息中心在做，香港乐施会在做，民间组织促进会在做，米索尔基金会也在做。去年一年，我们机构参加各种能力建设的培训就有４０多人次，平均每个人都参加了一次以上。在这一年中，我个人参加的培训就有５次，合计１５天之多。通过培训，我知道了治理与管理的区别，我懂得了民主决策的真正含义，我切实体会到建立一个公民社会，它的社会基础是什么。在培训基础上，温洛克还聘请了两位有实际操作经验的专家来对我们的财务和组织管理进行一对一的辅导，可以说这个辅导是非常有用和有效的。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工，这一年对我们农家女机构来说，是不平常的一年，我们在回顾和反思，我们在积蓄力量，我们在为新的发展做着充分准备。 在这里，我愿和大家分享在培训中对我最有震撼力的几段话： 在任何组织内部,没有比理事会更高的权威。非营利组织的理事会对组织负有绝对的责任，保证组织有效地、合法地完成自身的使命，达到自身的目标。 没有理事会的机构就没有治理，没有治理的机构，就不可能持续发展。 创业的时代是英雄的时代，个人的作用很大，而治理的时代是法治和制度的时代。 从第一次培训到现在，经过４年的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到理论，我认识到了农家女机构的症结所在。如何把个人的认识变成大家的共识，如何让对我形成成见的人改变对我的看法，我知道这不是开一两次会就能够解决的问题，我要从改变自己的行动开始。首先要确实认识到十年创业形成的思维惯性和一个人说了算的领导方式给机构带来的负面影响;其次要改变自己遇事急躁不冷静、说话伤人的毛病；另外要学会倾听不同意见，要学会尊重每一个人。还有更重要的就是要摆正自己在机构中的位置，要拦过不挣功，要把心态放平和，千万要克服那种这个事业离开你就不成的思想。 我知道只有认识是不够的，我要用行动说话。农家女事业既然是一项公益事业，那就应该有一份公益之心。因此，我于２００４年１月起主动放弃兼职秘书长的薪酬，用我应该得到的劳动报酬建立一个小小的秘书长基金，以此来帮助那些以各种方式向我个人求助的组织和姐妹，也以此来证明自己会逐渐退出ＣＥＯ的角色，为在中国建立起理事会文化（理事会成员都应该是志愿者，不拿任何报酬）作出一点努力。 在专家倾注感情、倾注智慧、倾注执着的辅导之下，在农家女管委会成员的共同努力之下，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的治理工作终于在２００４年年底出现了重大转机。我们基本达成共识:在成立理事会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大家一致通过由农家女机构的三位元老成立一个过渡性的决策小组,自此,农家女管委会的使命完成。决策小组已于２００５年２月４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议通过了决策小组章程。 从１９９３年１月《农家女》杂志的创办，到２００４年１２月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决策小组的成立，农家女团队不断发展壮大，农家女机构不断发展完善，这是看得见的有形的事业，而在这壮大的事业背后，我们还收获了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无形的资产，这就是通过能力建设，我们农家女事业拥有了一个更公开、更透明、更民主、更有公信度的机制。我个人在为这个事业贡献心血与智慧的同时，也收获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当有一天我不能再为这个事业奋斗的时候，我想我会为之欣慰的。（谢丽华 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 | 
发表于 2006-5-19 15:44
发表于 2006-5-19 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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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5-24 08:05
